引言
为什么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几乎是当下所有经济学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问题，它不是统计学的巧合使然，而是一个经济系统的运行逻辑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特征。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只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大家的收入都会水涨船高，资本家赚得多没关系，劳动者也能分到足够多的蛋糕。
蛋糕确实在变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属于资本家的那一部分的增长速度，总要快过属于劳动者的那一部分。于是，社会财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分布会越来越走向集中。无论劳动者如何努力，他们的收入增长永远都无法跟上资本增长的步伐。
原因
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劳动收入和资本增殖的背后隐藏着两套截然不同的逻辑。这种根本上的差异决定了，只要资本增殖可以持续进行下去，它就会天然优于劳动收入，并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制造出越来越大的财富差距。
这种差异并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制度设计不公、分配机制失灵或者是资本家的贪婪嘴脸，而是二者在增长方式上，有着天然的不同。
劳动收入是线性的，它依赖于个体在当下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换来的即时报酬。对于劳动者而言，一个人上多长时间的班，就获得和劳动时间成比例的劳动报酬。劳动收入没有延展性，它无法脱离个体持续投入的劳动时间而存在。诚然，劳动者可以暂时储蓄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只是消费的推迟，并不是劳动成果本身的积累。在这一视阈下，人的体力、精力、技能和寿命，每一种因素都严格限制了劳动收入的上限。换句话说，劳动收入的曲线是一条直线，最多是缓慢递增的，永远受制于人的边界。
资本增殖是非线性的，这是由于资本是可积累的，可以在时间长河里不断地自我延展，而不需要其他任何额外的投入。钱生钱、地生租、股权生红利。资本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具备复利效应。当下你把一块钱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如果这项投资提供每年10%的资本收益率，那一块钱在一年后就会增长为1.1元，在十年后就会增长为2.59元，在二十年后就会增长为6.73元。这是一块钱在这项投资中自身运转的结果，你作为它的拥有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就不需要再为此付出任何额外的劳动。资本的逻辑就是复利，而复利强大的非线性力量天然高于劳动收入的线性增长。
另一方面，劳动收入和资本增殖在制度上也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前者必须不断地进入市场出售，才能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而资本只要投入生产，就能在制度的保护下自动增殖。贷款会持续地产生利息，土地会持续地产生租金，金融资产会持续地产生红利，这一切都是一个完全自发过程，无论资本的拥有者此刻正在吃饭还是睡觉，资本都能持续地为他带来收益。劳动收入，人走账清，一旦停止劳动，现金流便戛然而止；资本增殖，每时每刻都会自发地进行。
这种制度导致了劳动和资本具有完全不对称的地位。资本能从劳动的成果中分红，利息是贷方在经营行为中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地租是这片土地上所进行的生产活动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红利是公司在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反之却不成立，劳动者无法赚取资本收益的一部分，除非劳动者自己成为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天然可以俘获劳动成果中那个被叫做剩余价值的部分，却不能被劳动反向掠夺。
沿革
上文所陈述的抽象事实只是理论推演，真正让人警醒的是，这种差异在历史长河中已经被反复地验证。无论是中世纪的土地资本，还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工厂资本，乃至今日高度发展的金融资本。在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资本都以其独有的形态，展露着自己相对于劳动的那种天然的优越性。每一次生产方式的发展，每一次社会制度的更迭，表面上带来了新的公平，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资本积累的根本逻辑，最终都会回到相同的轨迹上，资本跑赢劳动，财富差距不断扩大。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中世纪的欧洲，土地是资本的化身。少数贵族阶层掌握大量的土地，依靠收取地租赚取巨大的财富，而农民阶层则在土地上辛苦劳动维持温饱。表面上，农民也在通过劳动积累财富，但是一个可见的事实是，这些财富中的绝大部分，被土地资本的拥有者剥削而去。农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换来的不过是得以糊口的微薄收入；而地主则完全不必付出劳动，仅靠土地所有权就能自发地积累巨额财富。
工业革命以来，工厂成为资本的第二个化身。资本家从地主摇身一变成了企业主——工厂和机器的主人，劳动者也从农民变成了工人。表面上，劳动者从农奴身份中解放出来，可以进入工厂赚取工资。但是工资作为劳动收入的逻辑没有发生改变，工人付出多少劳动，生产多少商品，就赚取相当于这些商品价值中一个小的部分作为工资，剩余的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归企业主所有。工人只能通过付出劳动赚取线性的劳动收入，而企业主的资本却能日夜不停地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还能扩大生产规模，通过规模效应带来可观的复利。
更重要的是，工业化还赋予了资本一种劳动永远无法拥有的特性：它能把劳动的剩余部分据为己有。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工资只是维持生存的必要开销，剩下的部分成为企业的利润归资本所有。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劳动成为资本的供养者。工人越多，工作时间越长，资本收益越大。劳动者付出得越多，反而加速了资本的积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劳动者的相对地位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工人虽然比农奴有了更多自由，但他们的劳动收入始终没有突破线性约束的边界。资本却在工业化的趋势下得以更快积累，并且在规模效应和复利效应的加持下变得更加强大。
于是，资本家的财富在工业化的浪潮中迅速扩张，而工人只能通过组织工会和政治运动来争取微薄的改善——这种改善只是暂时的，藏在制度的外衣下劳动和资本的结构性不平等从未改变。
进入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金融资产成为资本的第三个化身。资本不再是土地和工厂，而是股票、债券、房产等一张张信用凭证。金融资本是资本增殖的逻辑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它让资本完全脱离劳动，成为一种自动增殖的机器。
这些金融资产与土地资本、工厂资本的共同点是，它们的收益不依赖于持有者的劳动。一个人即便什么都不做，只要持有股票，就能坐等分红；只要持有债券，就能赚取利息；只要持有房产，就能收取租金。而且这些收益，完全凭所持有的份额按比例赚取，不受任何个人力量的边界所限制。
与此同时，劳动收入的逻辑和几百年前大同小异，无论是工人、白领还是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他们的劳动收入都依赖于持续的时间投入，不同职业的收入水平固然有别，但本质上都摆脱不了线性增长的桎梏。
金融资本的出现，表面上是市场规则的发展，带来全民平等的投资机会，实则进一步放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差距。资本不再只是土地、工厂、设备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而是得以从生产范畴中完全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纯粹的剥削机器。
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是，劳动收入和资本增殖所带来的财富差距，会在代际之间被不断地重复和放大，一个劳动者一生积累的财富，包括他的储蓄、身份、技能等，往往在他去世后就被消耗殆尽，而资本则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被下一代继承。资本家的下一代不必像劳动者一样，重新学习繁琐的劳动技能和复杂的专业知识，而是直接站在上一代的终点上，接过父辈递给他的接力棒，继续领跑在原先的赛道上。
这就导致了在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几乎必然的事实。倘若我们抛开个体有限的生命俯瞰整个经济系统，资本可以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发地进行增殖，而劳动的过程只是不断地用时间换取被资本剥削后的微薄收入。
结果
资本和劳动的这种差异，所导致的一个最直观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站在更深的层面上来看，它还会系统地改变社会运行的逻辑。
因为财富代表着社会权利，财富的集中决不仅仅是财富的集中，它还意味着权力、资源、机会的集中。这种集中会逐渐让社会失去流动性，让阶层彻底固化。对所有人来说，努力和天赋的重要性，相对于出身和家世来说变得微不足道。当财富本身作为资本能够稳定地产生比劳动更高的回报时，继承资本就比努力劳动更有价值。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和封建社会别无二致，资本家成为新的世袭阶层，而劳动者无论多么努力，都难以跨越这巨大的阶级鸿沟。
表现
机会不平等：教育、住房、医疗等资源，本应作为公共资源，为社会流动提供通道，但在资本主导的环境下，上述资源会被高度资本化，成为服务特权阶层的倌臣。于是，机会不再平等，人在这种竞争的优劣差距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财富流动和资源竞争不再是个人努力的可以改变结局的过程，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家族资本的积累。
政治不平等：资本作为社会权利的体现，其控制可以深入到政治体系当中。资本越集中，资本家在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就越大，他们可以通过游说、捐款、媒体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于是，税制改革、金融监管、劳工政策等政策法令都会向资本倾斜。当资本家的声音淹没劳动者的声音，社会制度在形式上依然存在，民主和公平依然为人们口口相传，但实质上已经被资本绑架。普通人的投票权很难影响资本主导的政策制定，因为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成为资本大船上的舵手。
社会心理发生变化：当劳动者发现努力无法改变阶级，甚至无法改变处境，而资本却能自发地赚取自身无法企及的巨大收益时，信心便会消失。努力变得不再有意义，社会弥漫着焦虑和不满，劳动者会发现阶层已经固化，改变命运的路已经堵死。这种心理落差会转换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引发政治和文化的极端化。劳动者会寄希望于民粹主义，通过政治手段打破资本垄断的社会格局，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进一步的割裂和对立。
现状
当代资本市场向着金融化的方向高度发展，本质上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鸿沟。金融市场为资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具，衍生品、对冲基金、跨境投资渠道让资本可以更灵活地游走在各个市场之间，轻易地避开风险，赚取高额收益。资本凭借着空前的流动性，打着自由、无国界的名号，游走在全球各个市场之间大快朵颐，这意味着资本回报率不再依赖于某个地区或市场甚至某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套利。相比之下，劳动收入却几乎完全受限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状况。金融的全球化标志着资本与劳动彻底脱钩，在某些地区，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因此变得更大。
这种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在方便资本家积累财富的同时，还带来巨大的风险。但财富是私有化的，风险却是系统化的。一旦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资本市场发生动荡，风险往往被转嫁给整个社会。这在大萧条和次贷危机等历次危机中已经被反复验证，资本在繁荣时期积累了巨额收益，但在发生危机时，损失却大部分由劳动者和社会承担。
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阶层的固化，政治体制的失衡，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的割裂和对立。富人通过资本不断积累财富，穷人则靠着一份勉强维持温饱的劳动收入苦苦挣扎。社会的中间阶层逐渐消失，形成尖锐而两极化的财富分布和社会格局。当大多数人感受不到希望时，群体便会走向极端，要么诉诸于破坏性的政治力量，要么陷入消极的冷漠和放弃。这样的结果绝不是一个社会所能承受的。
结语
要解决这一问题，其核心在于缩小贫富差距。这么做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提高经济增长率，通过把蛋糕做大的方式去掩盖分配的不周；一种是降低资本回报率，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
但在现实中，这两者要实现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经济增长受制于人口结构、资源环境、技术瓶颈、国际局势，难以长期高速增长。在资本市场高度金融化的现状下，高速增长的经济往往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而降低资本回报率，则意味着加大税收、严格监管、转移支付，这将极大地损害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不仅掌握社会财富，还掌握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这样的政策导向对他们而言是无法接受的。
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特殊时期，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格局才会被打破，那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混乱时期。彼时，资本被大量破坏和消耗，财富被迫分散，劳动者的地位得到一定的提升。但这类事件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甚至是灾难性的破坏，所取得的成果往往也不可保存。通过战争和危机来缩小贫富差距，结果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得不偿失的。然而，在和平时期，我们几乎没有观察到资本回报率持平或低于经济增长率的理想情况。
东欧的一些高福利国家，通过累进税制、遗产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政策工具，企图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建立某种微妙的平衡。但这些政策往往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志和社会共识才得以实施，否则资本可以轻易地反扑瓦解。即使这种制度在某个地区或国家得以被小范围地实施，资本也可以通过跨境流动等手段，轻易规避这些限制。
更深层的办法可能在于制度创新。如果人类社会能够建立一种机制，让劳动者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分享资本的收益，比如全民持股计划、公共基金、社保投资等。只有这种机制被广泛地实施，才有可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维持或缩小贫富差距。然而，这些做法是对传统工资制度的一种超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颠覆，实现难度极高，需要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公众的共识。
$r>g$，这并不只是一个冰冷抽象的经济学公式，而是近现代社会大量矛盾和冲突的源头，如果这个矛盾无法化解，人类社会便无法跳出反复撕裂、修复的历史周期律。在时代洪流面前，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在于，是通过政策制度等和平手段来缓解这种矛盾，修复社会裂痕，还是被动地等待战争和危机一次次的到来，完成财富分配的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