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古以来，山、医、命、相、卜合称五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庄子·杂篇·天下》中，被认为是“无所不在”。命理学即为五术中的“命”，指通过数理推衍的方式来测算命运，趋吉避凶的一类道术。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曾涌现过多种算命术，其中又以八字算命术和紫微斗数最广为人知。在本系列文章中，笔者将以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哲学基础、排盘方式、案例分析等方式，系统地梳理此二者的诸多方面，供自己和他人查阅方便。由于笔者才识尚浅，行文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如能得到心读者的拨冗斧正，笔者将不胜感激。

干支纪年法

中国古代诸多算命术的推衍过程都是基于人的生辰（出生的年、月、日、时）进行的，而记载生辰的重要方式便是通过日历，因此，历法是命理学重要的基础工具。

干支纪年法是中国传统历法中独特的纪年体系，其主要内容为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两两组合而成的循环，并以其表示年、月、日、时的更迭。干支纪年法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至今仍被广泛应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最早起源于先民对天象的观测与符号化表达。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在部落时代，陶器的刻符中已出现类似天干地支的符号组合。这些符号最初用于标记时间、方位或自然现象。《尚书·尧典》中亦有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体现了先民通过观测天体运行划分时间周期，并用天干地支作为符号记录的实践。

直到商周时期，干支体系逐渐系统化。在甲骨文中便有了大量以干支纪日的记录，《甲骨文合集》中记载道：“癸卯卜，今日雨。”表明干支已用于占卜和时间记录。同时，干支与五行、方位、音律等理论的结合，为其赋予了哲学内涵，如《左传》曰：“天有十日，日有十辰。”这体现了天干与空间方位的关联。

真正标志着干支纪年法确立的制度始于秦汉时期。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颁布的《太初历》中，首次出现了将天干地支与二十四节气结合，形成岁星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两套历法并行的历法体系。后来，古人们又发现岁星（木星）运行周期与观测到的天象之间存在偏差，干支纪年法在稳定性上具有绝对的优势，逐渐被推上历史舞台，成为主流。

史至魏晋，东晋虞喜最早发现并提出“岁差”的概念（即地球自转轴进动引起春分点沿轨道黄道面向西移动，导致回归年短于恒星年的天文学现象），这一发现推动历法进一步精确化，促使官方最终决定摒弃岁星纪年法而采用干支纪年法取而代之。此时，干支不仅用于纪年，还与生肖、五行结合，初步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直到南朝，《五行大义》中已经出现了完整的阐述干支与五行的对应关系的知识体系。

后来，历经唐宋元三朝的完善与发展，干支纪年法完全进入标准化阶段。这一时期的官方文书，如《大衍历》《授时历》中均对干支纪年法的准则作出了明确界定，“六十甲子”成为纪年的标准模式。在这一时期，干支纪年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书、史书编撰和民间生活。司马光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以干支纪年为时间轴的，敦煌遗书中亦有大量以干支纪年法表示日期的契约、账簿等被考古学家所发现。

直到明清时期，干支纪年法已经成为与皇权、礼制深度融合的文化符号体系。明代《大统历》、清代《时宪历》均以干支纪年为核心，用皇帝年号与干支并举的方式表示年份。在同一时期，各类记载历法和占卜的文献逐渐深入民间，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现代以来，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公元纪年法逐渐取代干支纪年法成为主流历法，但干支纪年法在文化传承中仍保持着其强大的生命力，仍被百姓广泛应用于农历新年、传统节庆，且大量的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均以干支命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官方推行公元纪年法与民国纪年并行的历法体系，但流行于民间的主流历法仍是干支纪年法。

时至今日，干支纪年法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二十四节气列入非遗名录，而干支纪年法作为其核心要素之一，引发国际社会对天干地支这一重要文化符号的关注。海外华人社区仍有不少居民至今延用着干支纪年法，日本、韩国、越南等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仍保留着这一重要的文化习俗。

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其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发展历程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对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期，古人们基于对昼夜交替、寒来暑往等自然现象的观察，抽象出了“阴阳”这一对范畴，用来解释天地、日夜、男女、动静等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人逐步确立了道家思想的基本框架。

直至西周时期，文王姬昌创立《周易》学说，标志着阴阳思想的学术化与系统化，将万物变易过程中的诸多自然现象，以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式，用阴阳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哲学思想加以解释。

同一时期诞生的“五材说”，被认为是五行的历史渊源，这在《尚书·洪范》中便有所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出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体系。

战国中后期，由于二者都具有对立统一、相生相克这一相同的哲学基础，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逐渐走向融合，邹衍等思想家将二者联系起来，构建了更为完整的宇宙观和哲学体系，至此，八字推命的哲学基础基本确立。

星宿学说

中国命理学中的另一大体系，即紫微斗数，则与天文星宿学说密切相关。天文学在中国的历史沿革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对天象的原始观测，历经商周萌芽、战国成型、两汉成体、唐宋完善、明清传承，并形成集天文、历法、哲学、民俗于一体的独特文化传统。

早在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6000年），中国先民就已经发现了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方位划分季节知道农耕的方法。在火历中，“大火星”（心宿二）的昏见被视为春耕信号。

时间来到战国时期，甘德、石申等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星象、编制星表、记录恒星的位置和亮度，他们的成果形成著名的《甘石星经》，奠定了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首的“四象二十八宿”体系。这在《吕氏春秋》和《礼记·月令》中又和四季、物候相互对应，形成“月令”体系，那一时期的农耕、祭祀、册封等大小事务，均是以这一体系为主要参照和指引进行的。

两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二十八宿与三桓的划分方法，并将星宿与人间的某些重大事件进行对应，为星象赋予了政治寓意。同一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也认为星象异常预示着人间变革。至此，星宿成为帝王德行与国家兴衰的象征。

八字算命术

命理学的发展较之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和星宿学说的发展是稍后一些的，但整体而言，它们的发展历程是基本同步的，这是因为后者奠定了前者的哲学基础。

有关命理学的最早论述，可以追溯至东汉时期王充在《论衡·命义》中提出的气禀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这一论调后来被认为是命理学重要的基本思想。

而完整的八字算命术的起源则可以追溯至唐朝时期的李虚中，他在其著作《命书》中，首次提出了以年、月、日三柱配以天干地支，结合阴阳五行的生克关系论吉凶祸福的理论体系，并在书中提出了“年为本，日为主”的推算模式，确立了以日干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李虚中本人，则在后来被尊为八字算命术的开山鼻祖。

直到北宋时期，徐子平在李虚中三柱推命的基础上，增加了时柱（即以时辰配干支），这是八字算命术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重要改良，建立了今天“年、月、日、时”四柱八字的基本体系。徐子平还在其书《渊海子平》中，系统地阐述了十神关系、用神选取等八字算命术的核心理论，标志着命理学从经验总结升华为系统理论。四柱体系的建立，使命运推演精度提升至时辰级别。

紫微斗数

尽管紫微斗数和八字算命术并称命理学的两大显学，但二者的发展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八字算命术自诞生之后，便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应用。而紫微斗数则不同，它在封建帝制瓦解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尊为“帝王之术”，仅在高墙之内的皇室及钦点之人之间流传和承袭，有关资料在民间很难接触到。迄今为止，紫微斗数的研究深度也远不及八字算命术。

紫微斗数的起源，最早也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印度占星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并与本土星象学融合，形成了以北斗和南斗两大星系为核心的琴堂五星术，该理论主张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政与紫炁、月孛、罗睺、计都四余为核心，采用节气排盘的方法，为紫微斗数的排盘奠定了基本的框架。

五代末期至北宋初年的陈抟，在琴堂五星术的基础之上，结合道家思想，创立了以紫微星为主、北斗正曜和科、权、禄、忌四化星为辅的十四主星体系，并提出了以十二宫对应人生不同领域，通过星曜落宫及三方四正关系推演命运，这便是紫微斗数的基本框架。

结论

与强调主观能动性、运用工具改造世界的西方哲学思想截然不同的是，东方哲学在一开始便选择了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并在数千年时间内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体系。

在这一哲学系统中，人被认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和制约，人应当顺应这些规律，在通晓这些规律的基础之上趋吉避凶，构成了命理学的基本思想。